美國供應鏈外包的“文字游戲”可以休矣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供應鏈貿易及其外包方式的話題開始在美國經濟外交和對外政策中占據日益重要的位置。美國認為，對重要供應鏈的參與和掌控程度事關其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中國長期以來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關鍵位置及不斷進步則令美國倍感焦慮。在此背景下，美重拾對產業政策的關注，政學界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重構供應鏈外包形式的新設計、新概念，妄圖打破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倚重，以此打壓中國并重振美國領導力。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美國這些“新穎”的“外包”設計均未取得多少進展，基本流于“文字游戲”。就像其失敗的對華關稅政策一樣，美國的供應鏈外包“小算盤”也注定是“損人不利己”。
“外包”新概念滿天飛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政府開始有意糾偏其經濟體系長期存在的“脫實向虛”問題，逐漸將重振制造業、回歸實體經濟作為經濟政策的第一要務。由于美國制造業長時間以來已與中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離岸協作關系，美政府便打起了供應鏈的“歪主意”，頻繁在“外包”這一供應鏈領域專業術語上做起文章，企圖借此推動全球供應鏈格局重構，滿足其重振國內制造業的私利。
奧巴馬政府“首開風氣之先”，上任伊始便祭出了美國“再工業化”大旗，隨后陸續出臺或啟動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國家先進制造項目辦公室”等一系列輔助舉措。在實現路徑方面，美國從一開始就把吸引美企從中國等地“回流”這一損人利己的辦法視為主要抓手。通過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奧巴馬鼓勵美企用“內包”取代原有的“外包”，將投資和就業轉移回美本土。當時，支持制造業“回流”已基本在美政學界形成共識，比如科爾尼咨詢公司就于2011年創造出其著名的年度“回流指數報告”。
到了特朗普時期，美“外包”政策在變得更加激進的同時也在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促“回流”舉措比起前任來要“生猛”許多。如果說奧巴馬任內多少還是按經濟規律來吸引企業回歸，那么特朗普的“回流”就多少帶點強制色彩了。其中，對中國施加的巨額關稅可以被視為威逼在華美企“回流”的最荒唐舉措。此外，美還拿出大量資金為企業回歸費用“報銷”，可謂是心機用盡。另一方面，“近岸外包”概念興起。在“回流”本土的效果尚未明朗之時，新一輪的概念炒作卻已開始。2019年，科爾尼公司的“回流指數報告”首次推出“近岸離岸貿易比”，跟蹤美進口向近岸國家墨西哥的轉移情況。2020年，特朗普簽署“美墨加協定”，從貿易機制層面對“近岸外包”予以推動。除了墨西哥外，美智庫還建議美將大加勒比地區也納入“近岸”范圍。
拜登政府對“外包”概念的新貢獻則是將其與聯盟政策結合起來。在上臺伊始發布的《美國供應鏈行政令》和《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拜登都強調了要與共享共同價值觀的盟友和伙伴加強供應鏈合作的愿望。在去年發布的《美國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中，拜登明確表態支持“盟友外包”，并提出了相關執行策略。與此同時，美財長、商務部長還在多個場合提出“朋友外包”概念，與“盟友外包”形成同義呼應。美近期力推的“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和“印太經濟框架”等舉措顯然就是想在實踐層面對上述概念予以推動。
層出不窮的“外包”敘事顯然搞得美國人自己也有點暈。科爾尼公司去年發布了一個令人云里霧里的“恰當外包”概念，強調企業在做外包決策時應將更全面、復雜的因素考慮進來，不能陷入“回流”和“離岸”的二元論里。但至于哪里才算是最恰當的外包地點，報告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恐怕美國自己也沒搞清楚。
實際進展緩慢
美國一些人向來“大忽悠”的行事風格在供應鏈外包上也充分顯露出來。隨著時間推移，其精心設計的“外包”新架構開始逐漸層層垮塌。
首先，供應鏈“回流”美本土已被證明是一廂情愿。多年來，美“再工業化”陷入停滯，其制造業增加值及就業情況并未有明顯改善。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甚至已明確指出，未來幾年內北美不會出現大規模供應鏈回流。近期，取消對華關稅的呼聲高漲，更是直接宣告了“回流”計劃的破產。幾年下來，巨額關稅非但沒有促成美企回歸、重振美制造業，反倒是扭曲了全球供應鏈，并最終導致40年一遇的通貨膨脹降臨到美國消費者頭上。美財長等高官近日直斥加征關稅行為“不具有戰略性”，顯然這一評價對于“回流”政策來說也同樣適用。
其次，“近岸外包”效果不彰。尤其是美高度重視的“旗艦項目”美墨制造業合作實際進展緩慢。一方面，美墨制成品貿易額不增反降。疫情暴發后，主要受兩國汽車制造產業鏈斷裂影響，墨出口受重創。2020年，墨對美制成品出口額同比下滑10%，在美制成品進口中所占份額下降0.7%。另一方面，美企赴墨投資興趣不如預期。許多公司發現墨西哥能力有限，有些設備或零部件無法在那里生產，如塑料制品的昂貴模具，不得不從亞洲獲取。福特、通用、克萊斯勒等車企的赴墨投資計劃頗不順利。
最后拜登政府正力推的“盟友外包”和“朋友外包”，則是推出未久即已飽受質疑。面對不含關稅豁免、市場準入安排，但又要強迫各國接受美國所謂的高標準“印太經濟框架”這一“怪胎”，亞太國家觀望態度明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甚至直接對該框架背后美國的“回流”和“朋友外包”動機提出警告，強調“這樣的舉動切斷了地區經濟增長與合作的途徑，加大了國與國之間的分歧，可能引發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沖突”。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更是直言不諱批評“印太經濟框架”就是“美國用來孤立中國的政治集團”，直接戳穿了美國虛偽的掩飾。
“中國制造”勢不可擋
除了自身進展緩慢外，美供應鏈戰略的“去中國化”初衷也絲毫沒有實現。相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反而越來越穩固了。
從全球貿易結構來看，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中國已連續5年保持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在供給端，中國“世界工廠”地位愈加穩固。2020年，中國在全球貨物出口中的份額達到14.7%，創下1978年有記錄以來所有國家的最高水平。在需求端，中國持續發力打造“世界市場”。以奢侈品貿易為例，2021年，中國在全球奢侈品市場中的份額超過20%。中國政府推行的支持免稅貿易的政策更是可能令奢侈品在華銷量在2025年前增加3倍。剛剛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無疑又將進一步鞏固中國及東亞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
從企業投資層面來看，外商對中國的信心和忠誠度不降反升。2021年，中國吸收外資首次突破1萬億人民幣。今年前4個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規模又同比增長26.1%。不少富有遠見的跨國企業不僅沒有離開中國，反而選擇在華擴大業務。比如特斯拉上海工廠即將擴產，未來有望成為特斯拉全球最大汽車出口樞紐；寶馬集團今年將在南京建立創新和數字化中心，其在華晨寶馬的股權比也將由50%提升至75%；SK海力士的30GWh(吉瓦時)動力電池項目今年將在鹽城開工。
在外企看來，持續在華投資興業是因為中國具有以下幾方面絕對優勢：一是擁有全球最完善的供應鏈生態系統。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一流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也為企業節約了大量成本。二是創新驅動下的產業升級成效顯著。中國在先進制造業上已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在芯片領域，中國的制造能力近來大幅提升。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集成電路進口數量同比減少9.6%，無線門鈴與2021年同期33.6%的增幅相比大幅回落。在電動汽車電池領域，僅寧德時代一家就視頻對講達到全球市場份額的35%。三是巨大的消費潛力。目前中國在全球純電動汽車市場中的份額占比甚至已高達61%。
但即便如此，只要中美博弈一天不結束，拜登及后續的美國政府就肯定還會繼續建構、炒作其“外包宇宙”，拿供應鏈說事。然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與發展，是全球化發展浪潮中，市場規律與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經濟規律的體現，某些國家人為地企圖以政治力量強行改變經濟規律，是不現實的，并不能解決本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會損害全球經濟發展。
衷心奉勸美國一句：與其“恰當外包”，不如就老老實實地“正常外包”。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才是最恰當的外包。
(作者：步少華，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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